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并注意结合社会主义和建设实践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第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第三，制定和建立诸如下基层调查研究、蹲点、参加体力劳动、整风、重视人民来信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有效贯彻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的危险增加，更加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并注意结合社会主义和建设实践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本文着重对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些梳理和归纳，希冀对我们今天贯彻实施群众路线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

　　在中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是伟大的，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这指明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为这次全会做总结时，又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具体意见，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现象。”（《选集》第4卷，第1443页。）“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七届二中全会根据的提议，作出了六项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随着新主义的胜利推进，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逐渐向城市转移，从这一新情况出发，对城市工作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这个新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阐述。当时，有些干部对城市工作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认识不清，认为应该依靠城市贫民，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依靠资产阶级。对此，指出，城市工作应该依靠工人阶级。他对城市工作中群众路线的内涵作了如下阐述：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选集》第4卷，第1427—1428页。）针对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他强调，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各地要及时“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文集》第6卷，第133页。）这就抓住了城市工作中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关键。同时，他又“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中指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文集》第6卷，第148页。）

　　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工作任务的变化，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的“依靠群众”的范围也应有所变化。在全国胜利前夕，指出，在即将到来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选集》第4卷，第1481页。）。这就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扩大了“依靠群众”的范围。在指导铁路工作时，更明确指出，“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工程师”这样的“内行的人们”，而且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在内。他特别强调：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他说：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党员或不是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参见《思想年编（1921—1975）》，第664页。）这番话的精神无疑适用于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土地改革、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时，把实行群众路线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动员了群众，是否发动了群众，作为衡量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一个标尺。

　　以抗美援朝为例。特别重视面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他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参见《文集》第6卷，第143页。）在党中央和的领导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1年夏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更把它推向新的。一年间，全国人民捐资总值当时足够购买3700多架战斗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关键的是要走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特别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四清问题”发展而来。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在经济上迫切要求社、队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注意到群众反映的这一新情况，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要及时地到群众中去，指导开展以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以后，他又指导进一步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扩大“四清”范围，发展为包含清、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希望通过这次教育运动，“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第294页。）。在领导这场运动过程中，指示，应该推广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经验。当时浙江诸暨创造了好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他着重指出：“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第416页。）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运动走错了方向，以后更发展为“文化大”这样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的错误。

　　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群众意见最大的各种不良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文集》第6卷，第209页。）对脱离群众的各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他说：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参见《文集》第6卷，第303页。） 他指出：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我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参见《文集》第6卷，第266—267页。）为此，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这份指示中说：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参见《思想年编（1921—1975）》，第743页。）

　　特别批评许员干部在工作中骄傲自满、强迫命令、压制群众意见的做法。他尖锐指出：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参见《文集》第6卷，第56页。）他还指出：“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是干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第20页。）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参见《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第23、24、43页。）

　　指出，压制群众意见，听不进批评，本质上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问题。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出现这种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第305页。）后来，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的方法贯通起来，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他还从思想方法上提出要掌握“两分法”的要求，并作了透彻的分析：“一个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但是，许多人“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