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津——纪念同志诞辰130周年

　　●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家、战略家、理论家，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十分关注天津，一生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据统计，1918年至1970年，共32次到天津，其中，新中国成立前，2次到天津，留下“苍山辞祖国，弱水望邻封”的名句，展示了青年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宽广胸怀和豪迈气概；新中国成立后，30次到天津视察或专列经停天津听取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指示，指导天津人民夺取新主义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为当代天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在纪念诞辰130周年之际，深切缅怀对天津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始终牢记的殷殷嘱托，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总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不断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新主义时期，天津是较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中央北方局、顺直省委、河北省委等党的领导机关都曾设在天津，一度发挥着北方运动指挥中心的重要作用。对天津战略地位高度重视，亲自示范和引领北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实现天津解放，开启天津历史新。

　　1927年大失败后，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各地开展斗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经验。

　　1927年10月，按照中央北方局指示，驻津的顺直省委选定群众基础较好的京东玉田县为的重点地区，组织成立两万多人的京东人民军，发动秋收，一举攻占玉田县城。面对奉系军阀的疯狂反扑，队伍撤出玉田县城。稍后，顺直省委派遣组织部部长于方舟带领部分军事干部加强对的领导，并主持改编京东人民军，再次组织开展攻占玉田县城行动。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第二次玉田最终失败，但作为对派政策的英勇反击和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尝试，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火种。1932年，驻在天津的河北省委（1930年12月顺直省委改组为河北省委）先后发动高蠡、磁县、灵寿等农民，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在中表现出高昂的热情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尽管由于敌强我弱，这些相继失败，但党在天津领导的北方斗争，策应了全国斗争的发展，成为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重要尝试。

　　（二）委派到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方针，在事实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党组织同党中央失去联系，遵义会议精神未能及时得到传达贯彻，“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1935年12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上升，国内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在瓦窑堡会议上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深刻阐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年春，党中央和委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系统批判统治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在北方局和领导下，天津党组织积极动员各界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开展对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及其所部国民军第二十九军官兵的争取工作，引导青年学生喊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天津市委要求党员、民先队队员利用军训等机会同第二十九军官兵交朋友，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并组织、民先队、妇女救国会团体开展慰问活动，通过座谈会、联欢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启发其爱国思想。经过多方共同努力，1937年1月20日，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声明，要尽军人之职，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土地和人民，表达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强硬态度，标志着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

　　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牵制与相机消灭敌人。洛川会议根据关于红军可出动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确定了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冀东地区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日军侵华的咽喉要道和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天津是河北省委机关所在地，和冀东相连，成为发动冀东抗日和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依托。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天津建立领导机构，同时充分发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作用，通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对冀东抗日作出具体安排，使自卫会成为党发动冀东的公开领导机关。同时，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动员党员、爱国青年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成立地方自卫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在天津开办军事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对来自冀东各地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军事知识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培训。1938年7月，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冀东抗日大爆发。天津市委组织领导蓟县、宝坻、武清、宁河人民积极参加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汇入声势浩大的抗日洪流中，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随后，天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盘山抗日根据地，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终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为迅速解放平津及全华北，和决定速调东北野战军入关，集中东北、华北百万大军，发起平津战役，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隐蔽入关，同华北野战军密切配合，实现对北平、天津和张家口一线华北军队的战略包围。12月11日，和决定成立平津前线司令部，统一指挥解放平、津、张、唐地区的军事行动。

　　1949年1月14日，在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天津的倡议遭到天津守军拒绝后，在领导和部署指挥下，东北野战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经过29小时激战，歼灭守敌13万人，解放天津。天津战役被称为解放战争中解决残余部队的“天津方式”，为加速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推进全国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平津战役规模庞大，参战部队众多，对各类物资需求巨大。地处天津周围的冀中、冀东解放区，包括现属天津的静海、宝坻、宁河、蓟县等地，相继成立支前指挥部，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前运动。抢修铁路和公路，开通水路，保证支前人员和物资及时运抵天津前线；天津地下党组织派人打入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秘密工作，向华北局城工部提供了包括天津城防图在内的大量军事情报；地下党组织还发动广大城市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开展反南迁、护厂护校、破坏敌军军工生产等工作，以实际行动配合东北野战军迎来天津解放，开启了天津历史新。

　　20世纪中叶，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对天津工作非常关心，曾30次到天津，其中，12次亲临天津视察，18次专列经停天津，听取汇报，对天津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批示和指示，为天津社会主义和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对天津接管工作高度重视，早在组织平津战役过程中，就已考虑天津等城市接管问题。1948年11月8日，要求东北野战军和中央华北局，即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做好接管北平和天津的准备工作。12月13日，指示黄克诚、黄敬等：“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洛阳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第二天，又转发关于沈阳接收经验的简报，要求接管天津时借鉴参考。在和党中央领导下，天津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正确执行党的接管方针和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接管方法，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全面完成天津接管工作。天津的全面完整接管，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城市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为接管全国其他新解放城市积累了经验。

　　接管工作完成后，如何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在天津视察时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学会管理城市”“要努力学习，学习企业管理，要由外行变成内行”。在天津汽车制配厂，与陪同的干部说：“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他强调：“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使他们真正成为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学科学，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作斗争。

　　天津市委认真贯彻落实的指示精神，将天津市训练班更名为天津市委党校，重点培训全市初、中级党员领导干部，围绕社会主义和建设任务，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天津社会主义建设培训了大批领导骨干。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大兴学习之风，努力掌握思想和领导生产建设的各方面知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涌现出大批生产建设急需的专门技术人才，有力保障了天津工农业生产与城市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适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并具体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过去几十年我们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求全党要来搞建设。面貌改变之后，必须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

　　对天津社会主义建设高度重视。1956年3月1日，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者充分合理利用。”在发展工业交通方面，先后视察天津新港建设工程、天津汽车制配厂等骨干企业，并参观了在津举办的华北物资交流展览和天津工业技术革新等展览展示。强调：“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天津制造工业的大型设备要抓紧，要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一再鼓励干部职工要通过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发展商业贸易方面，1958年8月11日，在参观天津出进口商品陈列馆时指出，要搞好进出口贸易，多出口多创汇，期望天津作为北方的进出口基地，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在发展农业方面，多次深入天津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武清县豆张庄等地开展调查研究。他强调，要科学种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发展文教事业方面，在视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时提出，要加强党委领导，贯彻群众路线，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和党中央关怀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天津市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规模、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到上世纪70年代末，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分别增长十几倍和二十多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总产值增长23倍多。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明显增长，机械、冶金、电子等行业迅速发展，形成包括机械、冶金、化工、电子、轻工、纺织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市委、市政府逐步加大对港口建设和城市道路、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天津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历史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作出重大贡献，群众路线成为思想活的灵魂。1957年3月，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号召党员干部要转变作风，密切与群众联系。他视察天津时，多次叮嘱干部，不要听叫好声，听不起群众的意见。对党外人士，态度要好，不摆官僚架子，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