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是列宁在1902年2月写成的。当时为战胜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冲击,列宁在《怎么办?》中,着重批判了轻视理论、轻视斗争的经济主义思想,提出了“没有的理论,就不会有的运动”的著名论断以及其他一些深邃思想,凸显了他作为无产阶级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智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党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十月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也大有裨益。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增长,伯恩施坦提出了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策略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国际逐渐进入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为此,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并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面对修正主义的强势进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先进的理论来指导无产阶级运动,才能使无产阶级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被修正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侵蚀。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原理,列宁郑重提出:“没有的理论,就不会有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并深刻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还指出,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不仅仅是斗争和经济斗争,还要有理论斗争;三种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缺一不可;要从三个路线上全面展开同势力的斗争,才能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与此同时,列宁还批判了经济派的自,阐明了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列宁认为,进行经济斗争的真正的、最终的目的是推翻现有的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因此必须提高社会党的自觉性,者一定要自觉地领导自发的工人运动,使工人斗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围之内;从当时的现状来看,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处于高涨时期,而欠缺的则是理论的指导,这种理论的指导就是指家们的自觉性。他指出,经济派在思想上、上、策略上以及组织上都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派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不了解理论、觉悟性的重大意义。他强调指出:“群众的自发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党在理论、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党来说,必须坚定理论自信,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正确地说明、分析和解决问题,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更加坚定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顽强奋斗。
列宁指出:“‘经济主义者’并不绝对否认‘’,而只是常常从社会主义的观滑到工联主义的观上去。”为了推进无产阶级、推翻制度,列宁认为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灌输”、开展鼓动工作:“我们如果不担负起组织对制度的全面的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意识的任务”。“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积极进行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发生这种号召的作用。”他同时指出:“我们的任务,社会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揭露和鼓动。”在廓清和批判工联主义观的基础上,列宁深刻指出:“进行最广泛的鼓动,因而也就是组织全面的揭露,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活动中绝对必要的和极其迫切必要的任务。”并提出“培养积极性”的伟大号召:“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斗争,使所有一切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
在夺取政权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开展斗争;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任务是加强建设。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鲜明讲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根本方向和效果。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把坚决维护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原则和根本规矩;始终牢固树立意识、把握方向、保持定力、善于驾驭局面、有效防范风险;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生活若干准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生态;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先进和纯洁的本色。
为了开展斗争、实现夺取政权的任务,针对经济派、机会主义者等派别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对于社会党的组织任务所持的狭隘见解,列宁深刻指出:“我们最迫切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家组织。”区别于工人组织的职业性、广泛性和公开性特点,列宁认为,家组织“主要是以活动为职业的人”组成的“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列宁强调,社会党必须是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党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统一还不够,还要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上的统一。他指出:“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本能和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针对经济派主张的“党组织的‘广泛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这种‘制的儿戏’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实际事情来做的人们常常聚集的国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流行。”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家。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就能够保证有一种比‘制’更重要的东西,即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因为用普遍的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我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他认为,社会党并非“无法实行真正‘的’监督”、“使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他们“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
应该说,在夺取政权时期,根据时代特点和历史使命要求,对于集中制原则,列宁比较强调集中制,这是必要的、也是无可指责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全面贯彻集中制。必须完善和落实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相结合,既充分发扬,又善于集中统一;必须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必须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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