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浓缩鄂近现代史

　　大江东去，极目楚天，浩浩荡荡之长江水养育了中华大地，也见证了中国党在荆楚大地建伟业、树丰碑之百年历史。自辛亥武昌首义开始，荆楚精英就在中华大地犹如星火熊熊燎原。如，“一大”13位代表中鄂籍代表就占有五席；“二七”铁路工，武汉成为运动的中心；北伐“铁军”，自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挺进武昌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中央移址汉口；在武昌开办农动讲习所，八百余学员将的火种播向四方；“五大”“八七会议”相继在武汉召开，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见证了中国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巍巍大别山下，打响黄麻起义第一枪，走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等3支红军主力部队，200多位人民军队高级将领从红安奔赴全国各地战场；在湖北四方，鄂南、鄂西、鄂东、鄂北根据地相继建立，抗日救亡，鄂籍将士前仆后继，血洒疆场；1937年，新四军汉口建军,叶挺挥师东进；李先念挺进鄂中，以游击战点燃敌后烽火；突破40万大军防线，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批批先辈筚路蓝缕不退缩，心底无私不改志，舍身成仁不低头之精神气概铸就了荆楚大地之今日辉煌。可以说，湖北是中国的重要活动区域和重大历史进程的转换枢纽。据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统计，作为历史的见证，湖北红色遗存共计3477个，覆盖全省，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分量之重、级别之高，雄居全国前列。值此建党百年之际，2020年湖北人民战胜新冠肺炎疫情重启一周年之时，记者深入湖北各地，探寻荆楚大地红色印记。浩浩荡荡的长江穿城而过，将湖北省会城市武汉分隔为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雄伟壮观的武汉长江大桥又将三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历史上曾作为一个独立的武昌市、武昌府存在，与汉口、汉阳隔江相望。过去，武汉人习惯将武汉市长江以南的市区部分统称为武昌，这种称呼也一直延续至今。虽然现在的武昌分布有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等行政区，但以中华路、路、彭刘杨路、首义路、中山路、解放路为主轴的武昌区，仍是老武昌城的硬核地带。这里不仅有南来北往的水运码头汉阳门码头、中华路码头，还有全国著名景点黄鹤楼以及美食街户部巷，更因为这里还是辛亥武昌首义的摇篮，建党“一大”湖北小组在这里产生、建军“八一”南昌起义主力从这里出发、领导全民抗日的部第三厅在这里创办，这里是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策源地。如今，在历经岁月尘埃、烽烟洗礼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的武昌在蜿蜒绵延的蛇山、凤凰山的簇拥下，一边享受着岁月静好，一边向每一个途经或长居此地的人讲述着它的英雄故事、红色记忆。2021年春天，江城武汉。蛇山之巅的黄鹤楼景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武汉迎来重启一周年。在这个特定的节点，湖北省诚邀全国援鄂医护工作者重返武汉，开启一段“樱花之约”。在这个春天，来到武汉的每个人都可以放心地摘下口罩，看看一年前“搭把手”支援过的城市，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彼此。黄鹤楼脚下的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早已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在路上，全国网红打卡之地户部巷广为人知，慕名而至的八方游客在这里品味着湖北的知名小吃和美食，而创建在这里的武汉党早期组织却鲜有人知。1919年8月，中国党的重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昌，筹资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并于1920年3月正式开始招生。1920年6月，中国党的创始人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发起组建了党早期组织。之后，李汉俊在给董必武的信件中，提出希望董必武和张国恩（中国党创始人之一）在武汉也组建起同样的组织。董必武、张国恩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于是他们联合在武汉中学教英文、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的陈潭秋（中国党的创始人之一、湖北地区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一起谋划。陈独秀也高度关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他在同年8月委派上海党早期组织中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带着党纲草案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当月，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主持了由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会，介绍了上海组织成立的情况，与会者集体学习了党的知识，传阅并讨论了上海党早期组织草拟的中国党纲领，研究了如何开展活动，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选包惠僧为临时支部（常驻机关部工作）。会后，他们租用多公祠5号作为党组织机关，门前挂“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武汉主义小组成立。小组成立之初，他们即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重要活动，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小组成员在武汉中学、武昌高师、省立一师、省立女师组织进步学生参加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董必武等人继续扩大武汉早期党组织。在“一大”召开之前，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而以“朴诚勇毅”作为校训的武汉中学，也渐渐成为湖北的红色中心和培养骨干的摇篮。在武汉党早期组织最初的9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等5人均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成为“一大”召开前武汉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时至1921年，全国已有6个主义小组。彼时，正式成立中国党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赴上海参加“一大”，包惠僧以陈独秀私人代表的身份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会议，中国党正式诞生了；8月，董、陈返回武汉，开始筹建中国党武汉地方委员会；12月，中国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实际上，早期中国党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武昌。如，在非常时期，于武汉召开的中国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五大”）就是其中之一。“五大”会址纪念馆坐落于素有“中国第一红街”之称的武昌区都堤府路上。在这条长不足500米的老街，南与武昌繁华的中华路相连，拐个弯就可以抵达长江之南岸的中华路码头。老街向北延伸，中国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五大”会址、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同志旧居、中央农动讲习所依次坐落其间，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景区”。“五大”会址纪念馆于2006年10月依托旧址建立，是中史的重要纪念地。2007年11月建成开放，位于都府堤20号。今年春节过后，记者来到纪念馆时，正碰上了外墙装修，没有对外开放，但从大门远眺，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依稀可见。据介绍，“五大”会址原为1918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6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也称为国立武昌第一小学)。1922年至1927年，陈潭秋和夫人徐全直在这里以教学为掩护从事活动。后来，董必武称这里“一度成为湖北运动的指挥机关”。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此举行开幕式。这次会议是在“四一二”反后紧急召开的，在中史和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地位。对这次会议，后人评价：这是中国处于紧急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从艰难困苦走向光明大道的重要见证。如今，“五大”会址再现了94年前“五大”开幕会会场的场景。彼时，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96人。这些党人肩负着挽救的重任。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政权、实行土地等指导中国的一系列正确原则，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大会初步提出了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的一系列措施，如确立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等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在“五大”上，首次明确提出“纪律”这一概念，把严守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层面。这对后来的纪律建设影响深远。据史料记载，“五大”对党的建设特别是纪律建设方面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这是中国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的党内机构，是中央纪委的前身，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旗帜，是中国党纪律建设开始走向正规的重要标志。当时为什么要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与当时党中央面对的严峻形势有关。彼时，党中央如不及时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如不及时维护纪律、监督党员，就会对党的组织、对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把严格党的纪律作为全体党员及全体党组织最重要的义务，能够有效清除党内违纪分子和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队伍的健康发展。在“五大”会址纪念馆对面的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内，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的群雕昂然挺立，眼望远方。史料记载，10名成员在艰苦的斗争中，忠实履行监察委员职责，坚决反对党内贪污腐化、坚决惩治违反纪律者，为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出现1名叛徒。其中8人相继牺牲。牺牲时，他们中年纪最大的45岁，最小的仅21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时至今日，在中国党所有纪律中，纪律始终排在第一位。2013年1月22日，中央总、主席习在中国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在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习总还指出：“在党的纪律中，纪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习总的讲话，再次强调了纪律的地位和作用。武昌区中华路延伸至临江大道再北行600多米，可见一条由青石铺成的小巷。小巷左侧红巷艺术城商铺林立，右侧为六层楼高民房。步行至小巷中段，一石磨围墙圈起的院落映入眼帘。这个幽静的院落位于这条小巷与都府堤路交界处的丁字路口，当年主办的中央农动讲习所（简称讲习所）就在这里，与都府堤路上的旧居纪念馆遥遥相望。讲习所所在之地，是亲自选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动干部的学校。1958年，纪念馆在旧址内筹建，1963年正式开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为讲习所题写了馆名。1982年，讲习所旧址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讲习所200米远的都府堤路41号，是1927年主持讲习所工作并在武汉从事活动时的旧居。这里也是、杨开慧一家最后团聚的地方。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光辉著作《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蔡和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毛泽覃、罗哲等党人也都先后在这里居住过。旧居于1967年按原貌重建并开放，也成为讲习所的一部分。在讲习所的两面院墙上，“进行国民”“拥护工农政策”的标语清晰可见。四栋高台式建筑，均面向正门平行布置，掩映在葱茏的林木中。一、二、四栋为平房，砖木结构，灰瓦青墙朱柱红檐，屋檐下四廊贯通，系典型的晚清学宫式建筑，三栋为二层青砖小平瓦楼房，具有西式建筑的风格。讲习所院内，展出的有办公室、教务处、总队部、大教室、大操场等复原陈列和反映讲习所历史的辅助陈列。记者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以及陈列的史料，让来瞻仰的人们仿佛回到了近百年前的峥嵘岁月。据史料记载，1926年1月，陈潭秋委派陈荫林、王平章、刘子谷三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农民协会，负责全省的农动。时至同年7月，湖北省农民协会会员已有72000人。（数据来自程得红著《大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为培育农民火种，于1926年11月提出在武昌开办鄂湘赣三省农动讲习所，得到三省省党部中的党人和左派的支持。1927年3月初，中央农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动讲习所筹备处提出的讲习所章程。章程明确规定：“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本所由中央农动委员会管理。”同年3月7日，武昌中央农动讲习所正式上课，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多人。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邓演达、、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实际主持工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同年4月4日下午，中央农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发表的《开学宣言》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的中心问题，“中央农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的人材出来。”讲习所开班课程设置根据当时农动发展的需要，除军事训练外，还开设了《农民自卫》《乡村自治》《湘省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农民组织及宣传》《农动理论及策略》《农民调查统计及报告》《中国农动及其趋势》《各国农动概况》《宣言及决议案》《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经济状况》《社会进化史》《常识》等28门课程。亲自为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许多党人、左派和知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