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枪：从党史看早期的新闻宣传事业

　　对于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积淀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及其对今天的影响和作用，尚未见完整系统的梳理研究。有必要对此进行初步的系统追溯探究、梳理分析，以管窥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其红色基因传承的实践与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政党。而且，党的一些创始人及其领导者，大多都是从新闻宣传工作切入活动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正是从新闻宣传工作起家的。并且，新闻宣传工作，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相伴随。正像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所形象表述的：新闻宣传工作与整个事业就像是齿轮、螺丝钉与整部机器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政权展开全面大决战的时候，即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常用“新华社记者”之名发表文章的，曾经不无幽默又充满自豪地说过：我是用一支笔指挥“三大战役”的。于的烂漫主义情怀之中，又透着自信。

　　历史，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某种预示：早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拿到了一支笔——成为中国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中央机关刊《》周报的主编。而蒋介石得到了一支枪——做了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校长，兼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当年拿笔的真就把拿枪的蒋介石打败了、打跑了。虽然，不仅仅靠的是笔。

　　从大量的党史资料学习和梳理中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的史料，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但是对于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积淀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及其对今天的影响和作用，尚未见完整系统的梳理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初步的系统追溯探究、梳理分析，以期对新闻宣传工作红色基因的起源与传承有所发现，有所了解，有所证实，有所借鉴。

　　本文的研究路径是，从大量的有关中史专辑、建党时期主要人物的自传、传记、回忆录、采访录等入手，从其中庞大的内容记述中取出相关部分，以1921年前后为时间线，以“一大”出席者为主要人物线。提取内容的思路有这样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相关的中史里涉及的人物和事件；第二个维度是与建党相关的人物自传里自述的相关事件；第三个维度是有关人物传记里涉及的相关事件；第四个维度是与建党相关的人物自传里涉及的相关人物及其相关事件。通过这样的梳理和综合，以管窥建党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其红色基因传承的实践与逻辑起点。

　　1921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正式宣告成立，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的中央局。陈独秀在因故缺席大会的情况下依然被选为，主持“一大”的张国焘分工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

　　李达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继续他与陈独秀早前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的编辑事业；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论机关刊，仍然是半公开的内部渠道发行。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是早就名噪天下的《新青年》，陈独秀仍为主编。在陈独秀离沪赴粤期间，暂时交由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编辑工作。

　　早期武汉共产党组织创办者和负责人，也是参加了“一大”的，大失败后，新中国建立后又回归的包惠僧，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的主要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联系”。

　　包惠僧回忆，“一大”后，“接着在八月间，中国劳动组合部即于上海宣告成立。劳动组合部是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的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

　　从包惠僧的回忆看，《劳动周刊》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工作是开始了……正在党要用人的时候，事有凑巧，我们接到项德龙的一封来信，他自称是《劳动周刊》的读者，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他要同我们谈谈和工人运动有关的问题。”

　　这位“项德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工人出身的家项英。他初一接触当时武汉党的组织就表示：“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

　　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张国焘传》记载：“一大”之后，陈独秀回上海履行之责，与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中国劳动组合部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介绍的读物。

　　按照《刘仁静》一书的说法：“要及时集中力量宣传马列主义，就只能下决心依靠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人，建立一个新的出版阵地。人民出版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世的。”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是共产党组织最早的机关刊所在地，也是最早的共产党理论刊物产生地，还是共产党的通讯社华俄通讯社的试验地，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完整的中文译本也是最先在上海出版的。

　　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于1920年8月，当时定名就叫“中国共产党”。由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牵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陈独秀为。即使担负之职，陈独秀同时还是《新青年》主编，并且，《新青年》为此改组成上海共产党组织公开出版的机关刊。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将《新青年》改为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创办《劳动界》周刊，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是半公开的党内理论刊物。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由上海小组自办的又新印刷所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1920年9月，以第8卷第1号《新青年》首篇发表了陈独秀的《谈》一文，标志着陈独秀彻底转向了列宁主义的。当期的《新青年》还专门开辟介绍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以此标明《新青年》改组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组织机关刊。

　　这个专栏里，登载了介绍苏俄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列宁著作、列宁传略等，如列宁的《民族自决》《无产阶级》，德国培培尔的《女子将来的地位》，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达的《马克思返原》等。

　　当年底，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才把《新青年》编辑任务，托付给临时担任之责的李汉俊及陈望道。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与担负宣传工作的李达创刊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这是中国第一份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是适应建党需要，面向各地早期者，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建党思想探讨的重要阵地，为推进建党工作，使各地共产党小组成员了解党的基本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共产党小组在1920年的8月份，还创办了《劳动界》。李汉俊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在《劳动界》的启发下，工人们提高了觉悟。

　　因为“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所以，此时或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实际上起到了机关刊或领导下的新闻宣传工作主阵地的作用。

　　与此同时，早期的那一批建党积极分子，还充分利用当时的一些热门报刊撰文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苏俄十月等，如《星期评论》《日报》《救国日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报刊。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在李大钊倡议形成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宣告成立。11月底，正式定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支部的领导成员结构是这样的：李大钊，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罗章龙。

　　《劳动音》是由两个无政府主义者陈德荣、黄凌霜创办的一个周刊，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京共产党组织后，罗章龙接手主编《劳动音》周刊，“旧瓶装新酒”，逐步地把它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机关刊。

　　《劳动音》注重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的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由于《劳动音》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受工人的喜爱。当年12月份，每期印发就达4000多份。

　　在出版《劳动音》的同时，共产党北京支部还创办了《工人周刊》，以着重报道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工人周刊》很快销往北方各地，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情况经过《工人周刊》的宣传，对当时京汉、京绥两线的铁路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各地工人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效仿其榜样。这一切都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发起者，李大钊也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重要角色，他也是在中国最早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主角。正像《中国共产党简史》里说的：“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虽然北京的《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但在李大钊等人的改革操办下，特别是《晨报副刊》已然成了传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主流平台，从而奠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加“一大”时岁数最小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会后回到北京，即在李大钊、邓中夏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团刊性质的《先驱》。《先驱》是一种每期四版的八开小报，是以唤醒自觉、研究中国实际、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职志的半月刊。”该刊后来转移到上海后，甚至一跃而成了团中央的机关刊。

　　武汉，也是较早建立中组织的地方。1920年秋季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人就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包惠僧被推举为党的负责人，这次成立会上作出决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

　　1921年1月，包惠僧离汉去沪，武汉党组织遂由陈潭秋、刘伯垂、黄负生等负责。陈潭秋等将新创刊的《武汉星期评论》办成了武汉党的机关刊，办成了团结武汉文化界进步力量、反抗旧势力、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根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武汉区党团负责人陈潭秋，利用《武汉星期评论》的平台，与披着新文化运动外衣的守旧派刊物《江汉评论》展开斗争，最终瓦解并击溃了《江汉评论》，较好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武汉星期评论》的形象和威信。

　　不仅如此，武汉共产党人还利用其他刊物展开工人运动的宣传。他们写的《武昌五区工人状况表》《汉口劳动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包惠僧写的《我对武汉劳动者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1921年4月8日上海《日报》副刊《觉悟》上。

　　当然，还有湖南长沙党的创始人。他在24岁“北漂”之时，曾有机会接受邵飘萍等一代新闻名流的新闻学启蒙。这为他后来回乡创办《湘江评论》，以及再后来主编中央机关刊《》周报，更为他成为一代政论大家、文章大家奠定了基础。

　　自己回忆说：从北京“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