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熊彼得的“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地利人，当代西方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他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尔省（Moravia，今捷克境）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所贵族中学，1901年进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与经济。1906年大学毕业后，熊彼得游学伦敦两年。1909—1918年，他先后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兹（Czernowitz）大学和格拉兹（Graz）大学任教授，中途曾以互换教授名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短期讲学，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1918年，他以党外“经济专家”身分，任德国社会党的“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2月，担任由社会党和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任维也纳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4年银行破产。1925—1932年，他又从官场回到学术界，先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不久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逝世。1937—1945年，他担任过“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年起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9年，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确定熊彼得担任第一届会长。他一生曾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主义》（1942，简称《三个主义》）一书。这是熊彼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他“差不多四十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思考、观察和研究的结果”。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瞩目，1946年译成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著者死后又被译成法、意、日等文字出版。

　　熊彼得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承认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1939年，他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系统地完成这一理论；在《三个主义》中又作了进一步发挥。

　　熊彼得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时，首先强调：“我们在研究一个进化过程。”[1]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他指出，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结构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这正是资本主义意义的所在。在熊彼得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进化过程，静态的、在概念中冻结了的资本主义并不存在。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造中毁灭的生命过程，确实抓住了事物的要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化，否则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熊彼得赞成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并宣称，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毁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结论“仍然不失为线]。他对资本主义进化的后果作了具体分析：

　　首先，资本主义进化使企业家成为多余的角色。熊彼得认为，资产阶级是直接依赖于企业家的，它作为一个阶级是与企业家同生共死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从而导致了企业家才干的普遍化。这种管理才干不再是一种稀缺和可以获得较高报酬的资源，它日益转化成一种由机械程序和专门训练培养出来的专家的例行公事。这里弥漫的是官僚主义的刻板气氛，创新过程逐渐退化，变成一种循规照章的自动化操作。完全官僚机关化了的巨型产业单位，不仅会赶走小型中型的厂家，“剥夺”它的所有主，而且最后也会赶走企业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处境很像在完全保证了永久和平的社会中的将军们的处境”[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们、卡内奇们和洛克菲勒们”[4]。

　　其次，资本主义进程消蚀了它的保护阶层。熊彼得认为，如果没有某一非资产阶级集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上将陷于孤立无助的境况，这样，它不仅不能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照顾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资本主义进化不仅消灭了国王，也消灭了村落公社和工匠行会。这样，资本主义“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也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这个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和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伴们的过程，和他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5]。

　　最后，敌对集团的形成。熊彼得指出，资本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同，它不可避免地、并且由于它的文化的必然的性质，一定会创造、教育、并资助一个对社会骚动很感兴趣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知识分子集团。知识分子集团本身就是以批判为己任的，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这种批判必然会涉及阶级和制度问题。资本主义进化产生出劳工运动；知识分子则用语言表达这个运动，供给它以理论和口号，并按照自己的立场改变运动的意义，使之激进化。

　　这样，“资本主义过程正在用同它用以破坏封建社会体制的几乎同样的方法，损毁自己的体制”[6]。社会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第一继承人”。

　　熊彼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专指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7]。熊彼得还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有或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8]

　　熊彼得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所谓“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指的是它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也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抵抗将是微弱的，合作将来自一切阶级的大部分人——其征兆之一，恰好是通过宪法修正案采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通过某种无须破坏法统的和平途径”[9]。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则是表明此时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尚无准备，不可通过修改宪法的途径，也就是说不能不破坏原有的法律来采用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新秩序的建立必须通过，“尤其可能是必须通过血腥的来建立”[10]。所谓“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熊彼得以英国实行银行、保险、运输、采矿、电力、钢铁、建筑等业的国有化为例，来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就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

　　熊彼得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造中毁灭的生命过程，肯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确实抓住了事物的要点。但是，熊彼得将“公有”、“国营”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避而不谈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实际上是主张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只要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化”、“国家垄断”，便可由资本主义一跃而为“社会主义”，由此混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熊彼得竭力赞赏“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实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声称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对于“不成熟状态”下的转变，他则竭力诋毁和反对。可见，在“过渡”形式问题上，熊彼得所持的乃是改良主义态度。

　　在力量的问题上，熊彼得指责马克思在选择注定要在这场世界历史性转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上是错误的。他认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力量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主动地发表过什么明确的意见，更不能用言语说出这些意见并使之转变成为一贯的态度和行动，他们只能追随或是拒绝追随某个集团的领导。他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许多大学生失业或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就使他们感到愤恨，并激发起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兴趣。“如果真有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不过是被威吓而不得不赞成这次而已。矛头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助手是半刑事犯的暴民。”[11]由此反映出熊彼得敌视人民群众的心理。

　　所谓“古典理论”一般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时期由洛克、卢梭、潘恩等人所提出的理论。他们运用自然状态、天赋、社会契约等假设，通过对国家、权力起源的考察，对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神学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否定，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主义结论。古典理论的核心在于论证人民是社会的缔造者，是权力的唯一源泉；肯定多数的意志至高无上，国家必须以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自己的最高目的。

　　首先，熊彼得否认了传统的“”定义。古典学说把定义为“人民的统治”。熊彼得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由人民来统治”所包含的意义不够明确。其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不同的法律对“人民”一词均有各异的界说。例如，伏尔泰将人民定义为“人数最多的、最有用的，甚至最善良的，同时又是人类中最可尊敬的部分，包括研究法律和科学的人、商人、工匠，一句话，一切并非暴君的人，这就是那些被称为人民的人”[12]。此外，在某些国家还存在着种族歧视现象，“因此美国人不许东方人，德国人不许犹太人取得公民权；在美国南部，黑人也往往被剥夺投票权”[13]。其二，讨论到概念的第二要素即统治时，会面临更严重的困难。即使法律规定人民拥有统治国家的权力，但是，法律决不能保证人民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这就需要解决“从技术上说，‘人民’怎么能够统治”[14]的问题。

　　既然“人民的统治”在理论与实践中会遇到种种困难，那么，是否可以把“”定义为“人民认可的统治”呢？这样，既可为政府所接受，又能为一般人民群众带来“满足之感”，从而达到政策和的协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态度和合作态度，等等。然而，熊彼得认为，这一定义还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历史上有许多非政体，例如“受命于天的的君主政体”、“各种非型的君主政体”、“贵族的和财阀的寡头统治”，它们也往往获得了一切阶级人民的压倒性多数的而且常常是热烈的拥护。他强调，相信在政体下面程序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相信君主决不愿意按照人民的意志而行动或决不会容纳人民的意志，这是天真烂漫的想法。熊彼得以罗马帝国时期对的为例，称该行动“确实是为罗马的所认可的”，“猜测尼禄的动机是要取悦人民，并不是远离事实的”，“当时的罗马如果是主义的罗马，大概也不会缓和一些”，[15]以此证实在政体下同在政体下一样，人志并非不能发挥作用。所以，“人民认可的统治”并不是制特有的内容。

　　其次，熊彼得否定了“共同的幸福”、“人民的意志”这一类说法。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通过理性论证的力量能够同意的“共同的幸福”。即使假定存在着充分明确的共同的幸福，并且证明能被全体所接受，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各项具体问题上人们必然会持同样的看法。所以，人志或一般意志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断言，用方法来讨论、解决一些问题，其结果往往是解不开死结，或酿成不断增长的愤怒，是无止境的斗争，“而一个非主义机构强加的决定，却可以证明为人民更能接受的决定”[16]。

　　最后，熊彼得通过对过程中人的本性的分析，否定了人民的参政能力。古典学说对人民的参政能力抱有乐观态度，强调群众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熊彼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反的结论。

　　1.熊彼得认为，通过对群集影响下人类行为的现实的分析，便可“埋藏”古典的学说。在“群集”影响下，人们道德上的限制、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都突然消失了，而勃发出原始冲动、婴儿病和犯罪倾向。他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