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化霸权”理论启蒙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集大成者，也是20世纪最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一生中诸多重要的著述为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葛兰西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狱中札记》及《狱中书简》等相继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并广为传播。自此以来，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及理论思想纷纷成为西方世界学者研究的对象。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的文化批评学者不断借鉴葛兰西的理论资源，反思其所处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等理论问题，为英国的思想理论资源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葛兰西的文化理论成为英国除借鉴并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资源外又一重要理论源泉。

　　在西方众多的文化理论资源中，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理论中的“文化霸权”最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霍尔所推崇，并不断地吸收、整合并最终形成霍尔文化理论中有机的组成部分。霍尔曾指出，“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在文化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对‘霸权’观点的批判——葛兰西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在合法强迫的正当方法内，主要通过赢得那些下属阶级和团体的积极共识，从而完成对文化霸权的确立”。[2]由此可见，葛兰西的思想及其思想中的“文化霸权”在文化研究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当下文化研究热的感召下，研究伯明翰学派中最富影响力的霍尔及其思想是深入了解和阐释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重要基石。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诠释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佳的视角与切入点，并以此去建构霍尔的文化理论思想。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的理论内核到底是什么？“文化霸权”有哪些独特的文化内涵？葛兰西建构的文化理论是如何阐释“文化霸权”的？它为何受到霍尔等伯明翰学派学者的青睐？“文化霸权”理论又是如何为霍尔所用，去建构并发展他的文化理论思想的？所以，考察与研究葛兰西思想中的“文化霸权”就成为我们首先考量的问题。

　　作为西方舶来品的“文化霸权”[3]是当下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文化内涵极为厚重。雷蒙德·威廉斯在考察“文化霸权”概念时指出：

　　这个词也许是直接从希腊文进入英文。其最接近的词源为希腊文egemonia，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希腊文egemon，通常指的是支配他国的leader（领袖）或ruler（统治者）。这个词具有支配的意涵——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这种意涵在19世纪之前并不普遍，到19世纪后就一直持续使用至今，相当普遍。这个词和其形容词hegemonic（霸权的、霸道的）被用来描述一种达成支配目标的政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系里——尤其是葛兰西（Gramsci）的作品——hegemony这个词变得非常重要。……因此，hegemony及hegemonic这两个词的意涵不只包含了、经济因素、而且包含了文化因素。[4]

　　威廉斯对“文化霸权”概念的阐释不仅仅停留在词源学意涵的追问上，还从“文化霸权”的、经济与文化维度突出该概念具有的文化内涵，并充分认识到“文化霸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的思想体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5]中第一次明确使用“文化霸权”，在后来的《狱中札记》、《狱中书简》及《实践哲学》中更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他的“文化霸权”理论，更明确地把支配或强权与霸权区分开来，凸显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是通过大众认同进行统治的。“可以具体地说，克罗齐在历史——活动中，只注重在学中被称作‘领导权’、认同和文化领导权的环节，从而同暴力、强制、干预（司法、国家或的干预）的环节相区分……重新估计了‘领导权’或说是文化领导的那一面。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最现代的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领导权’这种历史——学的概念。”[6]这是葛兰西1932年5月在《狱中书简》中阐发的思考，从中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已经牢固地把领导权问题视为中心问题，把它看成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承担的“文化领导”问题的中心点。[7]

　　文化霸权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阐释文化霸权的文化内核，首先要认识到文化霸权在葛兰西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从文化霸权的“领导”与“权力”入手，领悟实现文化霸权的前提性条件，挖掘其理论精髓并彰显其特征。

　　对统治阶级而言，从本质上讲文化霸权不是为了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争夺“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统治集团的领导能否被统治集团所接受，能否实现其合法化统治的问题。正如何磊所阐释的那样：“一切都不是预先给定的，都需要通过去争取，去证明，然后才能拥有……因为当一切都需要在历史中被检验时，也就没有什么是预先决定的，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去争取和获得。这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最根本的含义。”[8]这种阐释说明，文化霸权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在统治过程中实现其文化霸权的张力平衡（tension equilibrium）或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与妥协平衡（compromise equilibrium）的。正如葛兰西所言，“毫无疑问，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领导权的前提，必须达成一定的折中平衡”。[9]也就是说，“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那些行将被领导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要产生一定的妥协的均势，也就是领导集团要作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这种牺牲和这种妥协不能触动基础，因为如果领导权是伦理—的，那么它也就不能不是经济的，因为它的基础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有决定权的经济活动方面所执行的那种有决定性的职能”。[10]所以，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霸权的实施以不触及统治集团经济利益为前提。由此可见，文化霸权不能、也不允许把它与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他认为：“尽管领导权属于伦理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11]

　　同时葛兰西把霸权看成是由社会冲突引起的社会的一个方面，是一系列思想。它们产生于阶级和其他社会矛盾，并为塑造阶级与社会矛盾服务，“一个社会集团的最高权力以两种方式来显示自身，以‘统治’的方式和以‘知识与道德上的领导’的方式。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各种对抗性的集团，它有可能‘消灭’它们，甚至可能以武力来征服；它领导着各种类似的和结成同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也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为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2]

　　就文化霸权与话语而言，葛兰西说：“这是最纯粹的阶段，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到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关键性过渡：就在这一阶段，从前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不同‘政党’，相互对峙和冲突，直到其中一个或至少一种联合开始盛行、占上风、并在社会中传播——不仅带来经济和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产生各种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风行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团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从而造成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13]实际上，葛兰西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夺取霸权就一定要超越自身的经济利益，作出某种经济团体利益的牺牲。葛兰西在此更看重的是要在文化或上层建筑领域去实施霸权的问题，就是获取“文化霸权”的问题。

　　“文化霸权”在葛兰西的理论中不仅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彰显出极为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文化霸权的“力量平衡性”、“不稳定性与未完成性”、“接合性”、“文化性”以及“策略性”等。

　　第一，文化霸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的平衡”。这种平衡性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基础的，统治阶级为巩固这种平衡所作出的利益的牺牲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这种“力量的平衡”是“不稳定的平衡”，体现出文化霸权“未完成性”的特点。正如葛兰西说言：“国家被看作隶属于一定社会集团的机构，其使命是创造有利于这个社会集团最大限度发展并最大限度传播它的影响的条件，各种‘民族’潜力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占优势的集团的利益具体地同从属集团的一般力量接合起来。这时国家的生活被看作一个过程，其结果经常组成统治集团利益与从属集团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的体系，同时这种平衡的体系会经常在法律范围内打破。在这种平衡的体系中，统治集团的利益占着优势。”[14]

　　第二，如先前谈到的，文化霸权是一种动态平衡或张力平衡与妥协平衡。这种平衡凸显出文化霸权的权力具有变化性，是在不同的时刻，会有不同力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遇合”（conjuncture）与“接合”（articulation）。当统治阶级的利益受到根本的侵害，出现危害其统治地位时，统治阶级就会用强力代替认同、用强力代替同意、用强制代替共识。另外，霸权结构中的联盟关系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就是在同一集团内部，统治与被统治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所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争取中间力量就成为接合的斗争的主战场。所以，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霸权是可以在不同的阶层、阶级与文化之间变化与互动的。

　　我赋予文化这样的意义：思想的操控、普遍观念的获取、把因果联系起来的习性。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已被文化化（cultured）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思考，会把因果联系起来。但是他们是被经验地、原始地，而不是被有机地文化化了。他们由此会随着场合和情境而变动，被软化或变得、无耐性。我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文化观念；我相信它意味着完美地思考，无论一个人思考什么，由此而完美地行动，无论他做什么。由于我清楚文化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它整合并使思想含糊的自由概念具体化了——因此我更喜欢其他的概念，如组织这一概念来使其更具有活力（enlivened）。让我们以与组织任何实际行动相同的方式来组织文化。资产阶级已经很慈善的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人民文学，而作为对抗这种慈善的策略，让我们提出团结与组织，让我们赋予健全的意志（good will）以意义。[15]

　　葛兰西在此所阐释的正好体现出“常识”（common sense）与“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的文化内涵。“每个人都已被文化化了”，“被经验地、原始地”，“随着场合和情境而变动，被软化或变得、无耐性”等都是常识的具体表现。而健全的见识最重要的是要“组织文化”、“有机的文化化”。这种要“组织的文化”、“有机的文化化”在现实语境中就是要利用意识形态、教育机制与教育方式、文化宣传、文学、电影及电视等传媒以及集会、宗教、阶级与语言之间的交流等手段将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等内化为各个阶级普遍接受的“常识”，建构支配性的文化理念。“文化霸权”的这种“文化性”充分体现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意愿，是理解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核心内容与精髓。

　　第四，文化霸权的“策略性”。主要体现为，“社会集团或阶级据称在某种程度上认定了霸权的作用，也就是由文化与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教育功能使大众对其普遍性有效性产生认同。意识形态、文化、哲学以及它们的组织者——知识分子——因此将文化霸权观念内在化，对葛兰西来说，通过伦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现实是观念性的，知识是习得性的，社会由此获得了形式和意义，文化霸权必然暗含着对特定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的塑造……文化霸权因此被作为支配性的社会集团确立永远同意这一体系的一种工具，从而通过知识分子提出和阐明这种包容相互巩固的复杂网络指称以及混杂的观念，来达到社会秩序合法化的目的”[16]。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文化霸权的策略性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工具性，是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之间的斗争场域。在该斗争场域中，谁拥有了文化霸权的支配性权力，谁就掌握了说话的主动权，谁就会成为话语权力的主人。

　　“文化霸权”的这些特征是葛兰西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意大利社会的与文化等全面考察和反思的结果，在该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