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主题、本质与道路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中国哲学教研室讲师，博士 曹润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冯鹏志

　　〔摘要〕中国党在诞生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始终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紧紧关联在一起，坚持根据历史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构，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原创性、体系性认识。其中，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三个问题的探索，具有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意义，是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抓手。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总结党进行文化理论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进一步增强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为党在21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启示与理论支撑。

　　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中国党，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党从成立伊始就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从1921年到2020年，党走过了、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在这不平凡的百年中，党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紧紧关联在一起，不断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构，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原创性、体系性认识。其中，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三个问题的探索，具有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意义，是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抓手。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总结党进行文化理论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为党在21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理论建设维度上的启示与支撑。

　　文化建设的主题是从理论上对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所作的回答，它是文化建设首先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规定了文化建设的性质、任务、目的、方式，对文化建设发挥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历史性相遇中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无论是器物、制度还是科学、文化，都无力与西方抗衡，在溃败之余，中华民族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民族危亡、文化陷落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在中国文化场中涌动、冲突，造成了中国社会内部文化解体、价值失序的混乱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面对这一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文化建设的主题，使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广泛文化实践有了明确的理论旗帜与价值指引，为中国文化发展在根本上指明了出路，由此也汇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强大合力。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为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确立了根本主题。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提出，使极为重视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意义，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批评文艺作品中的非无产阶级立场倾向。1940年1月，同志在《新主义论》中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主义思想的领导”〔4〕，并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主义文化具体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5〕，代表了中国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下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质起点。与之相适应，在文化实践上，1942年5月，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思想问题“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6〕，理清了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使始终强调中国特点、民族形式，强调要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实践之“的”。面对文化实践这一中国之“的”，在深刻把握中国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进一步具体化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认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

　　可以看到，“二为”方针作为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下对文化建设提出的具体规定，将文化视作的武器，带有强烈的实践指向、问题意识，适应当时中国实践的实际需要，帮助党成功肃清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指导地位，建构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同志带领全党在时期探索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建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文化建设中要求进行自主发展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恢复。在党对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调整的历史背景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服务”这一曾经被高度教条化的“二为”方针被更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精神与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在改革实践中的重大发展，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时期党引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新的“二为”方针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需要，体现了党的文化理论的成熟，充分释放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蓬勃活力，推动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教育、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文艺的审美价值得到确立和尊重，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公共文化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动格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本要求的前提下，在坚持“二为”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极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极大增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理论引领，是新时代党推动文化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的行动指南。

　　文化自信的提出把握和回应了世界历史出现的重大转折。当前中国正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背景：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衰退与发展低潮；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及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制造“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试图否认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同时，国内却有一部分人丧失精神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精神上迎合西方，陷入精神自卑的泥沼。为了更好应对国内外的风险挑战，必须讲清楚中国道路的道义基础及价值信念，从文化观念上对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及先进性进行整体论证，消除外界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与偏见，并在精神上完成自主性的建构，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好重大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将文化建设纳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庆祝中国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总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8〕。“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9〕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将文化自信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将文化自信放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和“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地位上加以界定，表明文化自信作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理论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极大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自信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主题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开启了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纲领，是在理论层面对中国文化实践做出的最高程度的指导，那么，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探寻，则意味着通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主题寻求恰当的现实载体与具体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真正落地，进入中国文化实践和文明教化的现实环节之中。由此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在古今中西之间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做出科学的把握与塑造，贯穿了党的整个文化建设历程。

　　回顾百年中国党的历史，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探求，经历了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认识越来越符合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即确立价值在文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价值建设为抓手夯实社会主义文化本质，进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文化建设在战争环境下展开空间有限。但是，时期有关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确立——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发展的主题，等等——从根本上规定了建国后党探寻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方向。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党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开始在社会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文化建设开始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文化工作的重点逐渐聚焦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上。

　　正是在这一全新的历史背景下，同志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而且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创造性提出了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著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2〕。这就从理论上讲清楚了两个文明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新的理论引导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实践在全国开始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根据提出的“让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3〕的要求，十二届六中全会向全社会提出了争做“四有”公民的倡议，〔14〕“四有”公民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要求；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