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会商”风波

　　事情的起源是，在此前试点半年的基础上，从今年5月开始，北京大学准备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

　　按照北京大学公开的解释，“会商”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对这些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3月24日出版的《北京晚报》援引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的话说，会商工作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这种举例经过网络传播后，引发很大争议。这被外界认为，有悖于北大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有评论认为，既然不能思想偏激，学校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说话指南之类的培训，比如是否应该教育学生什么部门是可以批评的，什么部门是不能批评的。更有人打趣说，编一本《北大学生说话指南》也许会成为中国的热销书。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此事，还是从媒体上才知道该事情的，不过，目前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标准与具体的措施公布，我们还是持保留意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四学生周星（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争议之下，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昨日用专访的形式刊发了该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查晶对“会商”制度的解释，称“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会商也不处罚学生”。

　　她同时表示，这项制度当前正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一些概念性和操作性的问题，还会进一步进行研究，更加主动地听取师生和社会上的意见。

　　北大的“学业会商”肇始于去年11月份。不过，如果不是媒体的这一轮报道，北大内部很多学生还不知道此事，包括试点之一的元培学院学生。

　　当月，北大学生工作部、教务部、医学部教育处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医学部、元培学院率先开展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在试点成功和条件成熟后，将在全校范围内推广这一工作模式。

　　这份通知还拟定了详细的实施步骤，包括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试点，今年4月总结并拟定全校实施方案，5月份开始在全校实施。

　　按照其网站介绍，2001~2010年元培学院共招收十届学生，总数1619人，其录取状元考生81人。

　　几年来，元培学院的平均录取成绩一年比一年高。2003级140名新生中，有8位文、理科省级高考总分第一名， 6位国家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得主，其中一位获得国际奥赛金牌。2004年，有10位文、理科省级高考总分第一名考入元培计划实验班，成为北京大学当年录取省级高考总分第一名最多的院系级教学单位。

　　“元培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原地区的前三名，就思想、个性而言，都各具特点，那么言谈、思想、个性十足与思想偏激有什么不同？”周星说。

　　记者并未获得北大在两个学院试点的全面情况。按照查晶的说法：“经过几个案例的成功探索，我们觉得会商工作机制的建立是有必要的，在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效果方面令人满意。”

　　也有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缺少对一件事情理性的判断”。

　　对于性格偏激问题，查晶昨日举出的两个例子是网瘾和心理问题。她同时说，性格偏激包括不能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不能冷静处理恋爱挫折、毕业后难以适应职业生活等。近几年，在一些高校中发生了个别学生的极端事件，例如事件就是一例惨痛的教训。

　　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大学生以及心理专家表示，会商制度的背后与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生、抑郁以及网瘾的增长率有一定关系。

　　“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率以及抑郁症率是逐年增加的，尤其是导致大学生抑郁的原因很多，有因为网瘾，有因为整体社会环境，有因为性格使然等等，原因很复杂。”华中师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宏开告诉本报记者。

　　很多专家认为，很多心理问题的“帮扶”需要的是社会、家庭、学校和心理专家等环节配合，任何一方都不可缺。

　　这与几年前简单的心理辅导不同，“一是社会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多了，知道心理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其次，高校对这方面的体系有了一定的认知度。”陶宏开表示。

　　“我相信北大学业会商中的范畴更多层面是心理层面的‘帮扶’，这是大学生们需要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一学生刘昌宇表示。

　　刘昌宇告诉记者，他刚进北大时，学校就聘请了志愿者，对新生进行心理辅导，效果很好，这样，使新生对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比如，对职业规划等，“有了很准确的目标，就会少很多迷茫。”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表示，北大初衷很好，但还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不要让这些大学生感到被孤立或者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