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党的百年文化成就

　　中国党的百年史，是波澜壮阔的民族觉醒史、奋斗史与复兴史，是党民并始终与人民一起书写的文明更新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晚清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中华文明至暗时刻，中国党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民走向文化变革与文明更新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

　　习总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激活”过程，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觉醒”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启蒙、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过程，是中华文明洗去旧日尘埃重放光明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人文精神，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包含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理性、仁爱、包容、有教无类、选贤与能等精神，成为18世纪欧陆启蒙思想资源。但在资本主义与工业时代，这种中国的人文传统仍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自我更新，需要进一步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晚清经历了一个缓慢过程，而最终以文化的方式爆发，这就是高举科学与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接过了文化启蒙与文化旗帜，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主义文化。1940年在《新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和经济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而奋斗。”中国党继承了以爱国、进步、、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倡导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中国党拿起马列主义强大思想武器，抵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走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主义文化主张。

　　一方面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强调民族的独立、尊严与特性，指出新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文化，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中国文化应当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食洋不化或“全盘西化”是错误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当然，这种民族形式也必须是科学的，经得起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要用科学方法来清理古代创造的灿烂文化，剔除糟粕吸收精华，以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最后，这种文化也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必须接近民众。中国党继承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精神，倡导白话文，改革文字，推动文学向文学转变，动员大批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走进工农的生活，形成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实现人民大众的文化普及与提高。

　　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缺点，克服了其中的形式主义、洋八股等消极因素，克服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教条主义，以中国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以实事求是的启蒙精神，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新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守着中华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就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统，认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43年《中央关于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实践上的创造才能。”正是这种“深相结合”，才可能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产生思想这一伟大的文化成就，才可能以此引领新主义走向成功。

　　的成功为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与社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新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增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党的文化领导权，同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1956年强调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做第二次结合。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中，将这种结合运用于文化领域，强调文化、艺术要以中国的为基础吸收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此后进一步概括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发展理念。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文化实践与探索，在吸取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开拓进取的文化实践基础上，我们党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民在、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它克服了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左”的和右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贯通、相互融合，保持了历史连续性与动态发展格局，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明意识的觉醒。

　　党的以来，习总关于中国道路的“四个走出来”、关于中国特色的“四个讲清楚”、关于“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等一系列论述，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觉醒。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文化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根源与文明意义的理论觉醒，是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新文明观的历史总结。

　　正因为中国党具有“文明蒙尘”的历史意识，始终不忘民族复兴使命，具有讲的“光复旧物”的坚强决心，坚持自力更生与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才可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与一主多元的文化生态，有力推动了数字传播技术时代的文化发展与文明交流时代的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这套文化制度与文化生态，是在新主义时期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确立的文化体制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逐步构建起来的。

　　在新主义时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党，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文化动员与文化传播。党的一大就对宣传机构与宣传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中央局设立宣传部，李达负责宣传工作。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此外，改组《新青年》为党的理论宣传刊物，并创办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以及《前锋》《党》《劳动界》《中国青年》《妇女声》等刊物，各地创办中俄通讯社、劳动通讯社、人民通讯社等。大时期，成立中央出版部与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创办《热血日报》《中国工人》《妇女周报》等，并在汉口、上海设立长江书店。土地战争时期，由于大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人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所以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创办《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斗争》等苏区党的机关报和《红色中华》《苏维埃文化》等政府机关报，同时创办红色中华通讯社。苏维埃政府还设立教育部，负责苏区文化建设工作（各省设文化部，各县设文化科），设立中央出版局，负责图书出版事业，并成立工农剧社、蓝衫团、高尔基艺术学校等，在国统区设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左联和其他进步文化运动。这是文化体制草创期。

　　延安时期，在以为代表的党人领导下，在苏区文化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文化体制的雏形，并得到系统化、公开化发展。党报党刊功能与新闻地位被凸显出来，一批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新闻媒体诞生了。1937年《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新中华报》又与《今日新闻》合并，集中力量创办大报—《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整风运动后，1942年《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增强了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1937年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华社，1941年开始在各根据地建立多个分社，统一各地的对外宣传，在新闻收集与引导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曾全文播发《论持久战》《新主义论》等。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一年后首次用日语播音，开始了对外广播事业。此外，还创办了《解放》《党人》《中国文化》等重要理论刊物，同时加强了对《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的领导。图书出版发行方面，创办新华书店，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又改为中央出版局）领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则代表政府工作，并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委，负责文化工作。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延安新哲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延安电影团等各种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中央党校与马列研究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也建立起来，分别负责干部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此外成立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高举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帜，促进文化统一战线日，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设立中央局和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撤销中央党报委员会。作为一个处理宣传、文化、教育的办事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党校、文委和中央出版局，宣传委员会为。由此可见，延安文化体制凸显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宣传部的职能凸显，统管中央出版局、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后来的出版委员会、《人民日报》、电影局都归口中央宣传部管理。这一战时文化领导体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仍保持的弹性与活泼的文化生态，是一种新主义文化制度，具有强大的文化动员力，为取得新主义文化成就与新主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体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接管一些大城市旧的文化机构的基础上，实现了党对文化领导的国家化。1949年政务院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原中央宣传部的一些职能划归国务院，如新华社改为国家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广播事业局，均隶属新闻总署，出版委员会取消，在出版总署下成立出版局，电影局隶属文化部。但经过1952年与1954年两次调整，新闻与出版两个总署都被取消，出版局划归文化部，而新闻事业重归中央宣传部领导。改革开放后，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管理一度在国务院领导下相对独立，但201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除了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外，其他都归口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此外，中央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加上原有的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求是杂志社等都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这样，新的文化领导体制已大大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而中央宣传部重新成为直接或间接的文化领导机构。

　　这种党主导的文化领导体制与延安以后形成的文化体制保持了一定的相似性与连续性，强调意识形态的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是战时文化斗争与文化动员的需要，而今天则是数字传播技术时代媒体融合、文化传播与文化斗争的需要，都要破除条块分割。但是，今天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管理体制上已发生了深刻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领导体制虽然有许多调整与创新，但管理上依然由战时延续而来，同时又缺乏当时弹性与文化生态的补充。因此，它虽然有强大的动员力，但其指令性、计划性管理缺乏活力，严重制约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不相适应。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探。